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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九三阅兵的庄严与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交织交融，北京红色旅游热潮持续涌动，热度居高不下。2019年起，北京着力打造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北京正成为全国游客追寻红色记忆、重温革命经典的核心目的地，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观者。--> 为进一步释放红色文旅价值，北京市立足全局、统筹规划，推动三大红色片区形成联动效应，实现相互引流。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里，通过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精心优化旅游线路，北京打造全方位红色旅游格局，为游客营造了更顺畅、更连贯的游览体验，让游人得以沉浸式穿梭于不同历史脉络的红色场景中，全方位、多角度感受北京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多元魅力。 家底丰厚 本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8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2646件 在北京西单繁华的商业区中，隐藏着一处神秘的古建筑。它就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蒙藏学校旧址。近期，不少游客走进其中，深度体验中华优秀文化，以一堂生动的实景党课开启一趟红色旅程。 “没想到在繁华的都市圈里，还有这样一处和谐沉静的红色纪念馆！”9月19日，来自大连的大学生张欣怡和爸爸妈妈专程赶到这里打卡：“我们一家在电视上看了九三阅兵，特别激动！当时就决定来北京打卡，这里不仅能领略到古都之美，还感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 为了这次红色之旅，张欣怡制定了详细的攻略：“我爷爷是老党员，我从小就听他讲红军进北京的故事，这次我要把抗战馆、香山革命纪念馆、北大红楼、蒙藏学校旧址这些地方挨个去一遍，还要去天安门广场感受一下国庆氛围。”她参观的蒙藏学校旧址，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所在地，如今修缮成为首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馆内设两大展览和一处体验区，展现了中华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发展的历程。 张欣怡打卡攻略上的另一处红色景点——北大红楼，与蒙藏学校旧址同属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地，北大红楼对推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馆内的“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 两处红色场馆备受青睐，成为北京加强红色文化传承成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北京以首善标准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构建点、线、带、片贯通的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利用格局，形成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使其日益成为高水平推动首都红色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阵地；成为激发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汲取昂扬奋进精神动力、有效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重要平台；成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及城市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北京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北京红色家底不断丰富。截至2024年底，本市先后公布两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8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2646件/套。“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对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力度，充分挖掘首都特色红色资源，形成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合力，真正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文创加持 抗战馆“醒狮”大受欢迎北京文创集合店宛平城开业 如果说红色文物是凝固历史的“时光琥珀”，封存着革命岁月的热血与初心，那么作为文化传播重要载体的红色文创，就是激活记忆的“文化钥匙”，将厚重的历史故事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日常载体，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在北京，不断丰富的红色文创产品，正在为这座城市的红色吸引力持续加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自7月8日开展以来持续火爆，截至9月中旬，展览总参观人数已突破80万人次。 在迎来参展客流高峰的同时，抗战馆将抗战历史元素与现代生活需求巧妙融合，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方便观众把红色记忆带回家。卢沟醒狮存钱罐、红色主题书签、红星照耀中国冰箱贴、“欢庆胜利”明信片、“山河永固”马克杯、胜利徽章等文创产品大受欢迎。 “刚刚带孩子看完展览，里面地道战的场景互动性强，孩子印象很深，这些地道战冰箱贴正好可以帮孩子加深记忆。”市民王女士刚选购好一套包含灶台、水井、石磨、信息树等地道战场景元素的冰箱贴，孩子转身看到歼-7II、歼-10、歼-20等国产战机模型和99式坦克模型、“功臣号”坦克拼装模型后，又走不动道了。 “我们共研发推出了艺术典藏、创意潮玩、服饰配饰、生活用品、办公文具、品牌联名等七大类236款文创产品。”抗战馆宣传推广部王业鑫介绍，没想到这些文创一下子就火了：7月8日抗战馆重新开放当日，文创产品2.5小时的销售额即破万元；8月14日首破5万元；截至9月19日，抗战馆文创产品总销售额已突破250万元，创下抗战馆建馆38年以来短期最高销售纪录。 不只是抗战馆，北大红楼紧扣五四精神内核推出的“新青年”系列文创也颇受欢迎。其中，复刻版《新青年》封面笔记本、独具创意的主题冰激凌等产品尤为突出。香山公园的红色文创则在不断推陈出新，以在香山办公居住期间老一辈革命家发表过的文章、诗歌等为灵感，提取其中文字内容制作的“正”青春系列文创产品，自推出以来也一直备受好评。 今年8月，“北京文创”集合店在宛平城内开业。这里不仅汇聚了来自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40余家国内外知名文博机构及文化遗产地的精品文创资源，还结合宛平城红色基因，整合北大红楼、香山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文创资源，打造了“抗战胜利和国防教育”主题文创，成为游客一站式购买北京知名、特色文创产品的打卡点。 红色文创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的创新产品，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也让革命精神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公众。 活动丰富 大学生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上岗”北大红楼让“新青年”薪火长传 今年暑期，来自8所高校的近30名大学生讲解员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上岗，和馆内的青年宣讲员接力开展一场场红色宣讲活动。他们为观众提供志愿讲解的同时，也收获了政治思想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样，在五四大街矗立了百余年的北大红楼，如今依然活跃在青年学生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的重要场所。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志愿讲解、研学活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京城各大革命历史纪念馆，触摸历史、感受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以北大红楼为例，自2021年重新开放以来，这里年均接待观众近50万人次，其中30岁以下参观者超半数。纪念馆每周末推出的研学活动更是深受青少年欢迎。 “我们坚持‘学术立馆、社教兴馆’，目前已与20余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杨家毅介绍，2023年启动的“京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觉醒年代”研学行，截至目前已有超5000人次师生深度参与，通过课题研究、读书会、大讲堂、志愿服务等形式，让青年在实景中感悟历史。 不仅如此，纪念馆还针对不同学段推出差异化教育方案：大学生侧重思辨与探索，设计CityWalk路线串联北大二院、蒙藏学校等旧址；中学生强化仪式感，开展“七个一”主题活动，累计接待约4万人次；小学生注重趣味性，周末研学课程已服务2500余组家庭。 香山革命纪念馆内，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白生强正在为观众讲解。自大二起，他一直坚持参加这里的“纪念馆之星”项目，已经宣讲了40多场，“希望通过我的讲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除了研学，一向以“严肃面孔”示人的红色场馆正通过多种方式让展览变得更沉浸有趣，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蒙藏学校旧址在主题展之外，设立八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区，以科技激活文化魅力。清华园车站旧址的变化同样离不开精心考证与创新呈现。为还原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历史，香山革命纪念馆筹备小组赴全国近20家单位收集文物、史料，老物件让历史细节可触可感，也让210平方米的车站旧址成为展现历史的窗口。以这座车站为起点，一路向西至颐和园益寿堂，再到中共中央香山驻地旧址、香山革命纪念馆，“进京赶考之路(北京段)”重要点位实现“穿珠成线”，全貌亮相。 如今，一个个红色场馆正以活化利用文物、研学链接青年等方式，让“觉醒年代”“抗战精神”“进京赶考”等一张张“红色名片”愈发鲜亮，成为北京传递红色精神、承载文化记忆的新地标。 持续升温 串联起老城胡同及京郊十条红色游线路重磅推出 9月5日12时，天安门城楼重新对游客开放。当天，尽管下着雨，游客参观打卡城楼的热情仍十分高涨，等待登城楼的人在雨中排起了长队。 不只是天安门，在九三阅兵与国庆氛围的双重带动下，北京以三大片区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来自多家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十一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而北京则稳居红色旅游目的地榜首。同程旅行数据显示，自9月3日以来，红色旅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超2倍。预计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热门红色主题景区一票难求的景象，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面对游客高涨的红色旅游热情，国庆前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游线路，串联起老城胡同、京西山水、京东平原等不同区域的红色资源，以鲜活的场景激活北京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助力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这十条线路全面展现了北京丰富的红色历史。老城胡同线路将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三条以抗日殉国将领命名的道路串联，还纳入北京鲁迅博物馆、什刹海周边名人故居，既呈现民族英雄的壮烈事迹，又展现文化界的救亡行动。京西山水线路里，百望山黑山扈战斗纪念园铭记正面抗战历史，贝家花园讲述国际友人支援故事，平西情报联络站揭示地下工作的惊险，自然景观与红色记忆相互交融。 京东平原线路中，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展现华北军民的斗争智慧，周边的南彩银杏园、北京国际鲜花港以及舞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步道，让人们在感受和平美景的同时铭记先烈。大运河畔线路涵盖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三庙一塔”景区等，既有历史遗存，又有文化传承，还有现代文化地标与高校文创，展现时代跨越。 香山脚下线路以侵华日军碉堡、一二·九运动纪念亭、香山革命纪念馆为核心，见证历史罪行与爱国行动，主题邮局的文创产品传递红色情怀。奥园片区线路将奥运场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相连，在展现当代中国发展的同时，通过专题展览凸显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升级后的主题邮局提供多样文创选择。 卢沟桥畔线路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展开，主题展览、历史遗迹与夜景构成时空对话，长辛店国潮街区和二七厂1897科创城体现抗战精神的时代新生。冀东山谷、平西深山线路聚焦当地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等，展现军民抗战壮举与党领导下的抗战历程。红色电影线路则通过文学馆、铁道博物馆、电影博物馆，以手稿、经典影片等形式，再现抗战岁月。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这些红色主题线路将历史遗迹、自然景观、文化场馆等有机结合，以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感受红色文化，不仅激活了北京的文化底蕴，也让北京在红色旅游领域持续领跑，成为广大游客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目的地。“十一”期间，北京还将策划推出各类红色文化活动，吸引游客参与，进一步提升北京红色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本版文/本报记者赵婷婷 【编辑:于晓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